百宸观点 | 夫妻婚前财产约定制度的规范基础、效力边界与实务适用

夫妻财产契约并非近现代法律的全新创制，是伴随私有财产制度、婚姻制度演化逐步形成的特殊民事契约类型。

我国古代礼法体系下，婚姻财产关系依靠礼制、民间婚约习俗调整，聘礼、嫁妆属于婚姻礼制附属内容，不存在现代意义上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婚前财产契约制度。原《婚姻法》第十九条首次确立夫妻约定财产规则，《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承继并完善该制度，同时覆盖婚前财产约定与婚内财产约定两类契约形态，即“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夫或者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相对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者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

根据法律规定，需要区分两个概念：

· 婚前财产约定（婚前协议）：缔约主体为拟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缔约时间为结婚登记之前，属于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以完成婚姻登记作为生效条件；若双方最终未办理结婚登记，该财产约定不发生法律效力。

· 婚内财产约定（婚内协议）：缔约主体为已经办理结婚登记的合法夫妻，缔约发生于婚姻存续期间，满足法定要件，自成立时即发生法律约束力。

（一）民事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要件

结合《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一份具备完整法律约束力的婚前财产约定，需要同时满足五项要件：

1. 主体适格：男女双方均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 意思表示真实：缔约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可撤销情形；

3. 形式强制：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口头约定不成立夫妻财产约定；

4. 内容合规：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5. 条件成就：完成结婚登记，协议发生效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婚前协议并非一定需要进行公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不属于婚前财产约定的法定生效要件。公证仅属于证据补强程序，经过公证的文书在诉讼中具有更高证明效力；未经公证，满足前述全部要件的婚前财产约定依然合法有效。实务中公证机构会前置审查契约合法性，过滤效力瑕疵条款，降低后续举证难度，经济条件允许可选择办理公证。

（二）约定内容二元划分：财产性条款、非财产性条款

1. 财产性条款：法律充分保护的核心范畴

财产性条款是婚前财产约定的核心，属于当事人财产处分自由的范畴。约定客体既包括不动产、机动车、存款、股权、有价证券等传统实体财产，也包含游戏账号、网络虚拟装备、知识产权、版权收益等无形财产权益。

当事人可以作出如下约定：婚前个人财产所有权归属；婚姻存续期间取得财产权属模式：分别所有、共同所有、部分分别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婚前财产婚后产生孳息、自然增值、投资收益的归属；夫妻双方内部债务划分规则。

需要注意：夫妻内部债务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仅约束缔约双方；只有债权人明确知晓该财产约定，才能够对外部债权人产生约束力。

2. 非财产性条款：效力需要个案司法评价

非财产性条款指向身份关系、家庭伦理事务，常见包括赡养义务履行、家庭开支模式、情感忠实义务等。该部分内容涉及人身权利，契约自由受到法律严格限制，并非签署即具备强制执行力。涉及人身基本权利的约定，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归于无效。

结合《民法典》总则编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婚前财产约定中四类常见无效条款，结合国内司法案例予以阐释。

（一）情感忠诚惩罚类约定（净身出户、忠诚协议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明确司法立场：“夫妻之间签订忠诚协议，应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愿履行，法律不禁止夫妻之间签订此类协议，但也不赋予此类协议强制执行力，从整个社会效果考虑，法律对夫妻之间的忠诚协议纠纷以不受理为宜”。

如余某诉刘某离婚纠纷案中，双方婚前签署协议，约定一方出轨，需要将离婚之后多年收入按比例补偿给对方。婚后男方发生婚外情，女方起诉离婚并主张按照婚前协议，分割男方离婚后未来收入。法院裁判观点认为，婚姻忠实义务属于道德倡导性义务，不能通过契约预先处分离婚之后尚未取得的劳动收入，该惩罚性约定不具备强制执行力；仅对双方合法的财产权属约定予以认可。

法律不禁止当事人自愿履行忠诚惩罚条款，但不能通过司法判决强制 “净身出户”。同时，该类条款部分无效，并不当然导致协议全部财产约定整体无效，其余合法财产约定仍然有效。

（二）预先剥夺亲权身份权利的约定

典型表述为“一方出轨，则永久放弃子女抚养权，不得行使探望权”，该条款约定也是无效的。亲权是服务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定权利，不能由父母以婚前协议方式预先剥夺、放弃。

周某与张某离婚纠纷案中，双方婚前协议预先约定，若未来离婚，无论何种情形子女抚养权归男方，女方永久放弃探望。婚后双方感情破裂起诉离婚。法院裁判认为抚养权、探望权制度立法目的优先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父母无权通过婚前契约预先处分子女身份利益，该条款无效；离婚案件中结合未成年人利益重新裁判抚养权与探望权。

（三）限制人身自由、婚姻自主权的约定

如果婚前协议中关于“婚后不得与其他异性正常交往”“结婚五年之内不得提出离婚”等限制人身自由、婚姻自主权的条款，则该条款无效。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一条规定：“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婚姻自主权、人身自由属于公民基本权利，不允许民事契约加以限制，该类约定自始无效。

（四）违背公序良俗的惩罚性违约条款

违背公序良俗的惩罚性违约条款包括两类情形：第一，违约赔偿金畸高，远超当事人实际经济承受能力；第二，约定体罚、当众认错、人格羞辱等人身惩罚义务。该类惩罚性条款，司法审判中不予支持。因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案例一：Lululemon 创始人离婚案——无婚前财产约定的资产分割风险

Lululemon 品牌创立于双方结婚登记之前，创始人奇普・威尔逊绝大部分财富、股权取得于婚前，与配偶萨默登记结婚之时，未订立任何婚前财产约定。萨默深度参与企业初创运营，担任核心设计师。依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婚姻家庭法律，婚前固有财产虽归个人所有，但婚姻存续期间股权溢价、投资增值收益属于可分割夫妻财产。

因无契约预先划定边界，离婚时巨额企业增值收益交由法院裁量分割。本案不存在家暴、婚外过错，财产分割风险来源于未利用约定排除法定财产制的推定效力。该案揭示法律现实：即便财产取得于婚前，若无书面特别约定，婚姻存续期间财产经营增值收益仍可能纳入夫妻共同分割范围。

案例二：泰勒・斯威夫特婚前财产约定——意思自治下财产边界隔离

泰勒・斯威夫特持有大量音乐母带版权、不动产、投资资产，缔约双方财富体量差距悬殊。婚前签署经过多轮修订的婚前财产契约。核心条款包括婚前版权、房产、投资资产，婚后个人创作事业收益明确约定为个人专属财产，排除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设立家庭共同基金，双方按约定比例出资，用于家庭共同开支，个人财产与家庭开支相互区隔；设置隐私保护条款，约束婚姻相关信息传播。

该契约没有设置惩罚性条款，功能在于隔离个人事业成果与婚姻财产混同风险，双向厘清双方财产权益，属于比较法视野中规范的婚前财产约定样本。

案例三：婚前房产约定共有，未过户不导致协议无效

周某、张某婚前签署书面婚前财产约定，约定张某婚前个人所有房屋归二人共同共有，但是一直没有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后双方离婚，张某主张房屋没有完成物权变更登记，婚前财产约定无效。

法院裁判依据《民法典》1065 条，夫妻财产约定属于身份关联的财产契约，区别普通不动产赠与。婚前财产约定一经签署，满足生效条件之后，不以物权过户登记作为生效前提。判决确认婚前协议合法有效，支持周某按照约定分割房屋共有份额。

案例四：未登记结婚，婚前财产约定不发生效力

张某与梁女士婚前签署经过公证的婚前财产约定，约定张某婚前一套房屋赠与梁女士。之后二人感情破裂，始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梁女士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张某履行协议，交付房屋。

法院裁判该协议属于附生效条件婚前财产约定，生效条件为婚姻登记。双方未登记结婚，协议条件未成就，整体不生效，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因此，可以看出婚前财产约定不等于普通赠与合同，条件未成就时，财产处分约定不具备履行效力。

从立法本意分析，夫妻约定财产制并非高净值人群专属制度。结合司法实践，下列主体优先考虑订立婚前或婚内财产约定：

1. 双方资产、收入差距较大，一方持有公司股权、大额不动产、知识产权等持续产生收益的资产；

2. 家庭身份关系复杂，包括重组家庭、存在继子女、养子女、家族经营企业；

3. 再婚群体，一方或双方携带前婚子女、婚前背负大额个人债务、老年再婚；

4. 涉外、跨境婚姻主体，不同法域夫妻财产制规则存在冲突，需要契约明确权属；

5. 选择分别财产制、丁克等特殊家庭模式，需要明确家庭开支权责。

普通人即便只有婚前存款、父母赠与财产、自有房产，同样可以利用婚前财产约定厘清婚后租金、理财投资收益归属，规避财产混同风险。社会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婚前全款房产必然全部属于个人财产。结合《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 26 条，无特别约定时，婚前房产在婚后的经营性租金、婚前财产在婚后主动投资收益，都可能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前财产约定可以破除该法定推定。

婚前财产约定制度存在三重制度价值：第一，贯彻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尊重婚姻当事人对个人财产的处分权利；第二，事前厘清权属边界，减少婚姻终止后的财产争议，节约司法资源；第三，倒逼缔约双方婚前充分沟通财富观念、家庭责任，将潜在矛盾前置化解。该制度能够调整财产法律关系，无法规制情感关系；契约不能保证婚姻感情长久，仅作为风险防控的法律工具。

婚前财产约定制度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意思自治精神的重要具象体现。社会将婚前财产约定等同于不信任、算计伴侣，属于对法律制度的片面解读。婚前财产约定不是预设离婚，而是在尊重婚姻情感的前提下，运用民事契约划定财产权利边界。

民事主体订立婚前财产约定，应当严格恪守现行法律框架，区分合法可约定的财产事项，通过协议约定处分人身身份事项，忠诚惩罚、剥夺亲权、限制婚姻自由等条款均属于无效条款。

夫妻财产约定内核不是对抗彼此，而是依靠理性制度安排，实现感情与财产适度区隔，完成婚姻内部各方权益衡平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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