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周年特刊 | 中国创投二十年刑事风险演变与合规前瞻

新世纪伊始，中国创投行业在“互联网泡沫”的余波中蹒跚起步。彼时，规则体系尚不健全，市场充满了野蛮生长的活力与混乱。刑事风险主要集中在融资端，其核心矛盾是民间资本澎湃需求与僵化金融监管体制之间的冲突。

典型案件：罪与罚的启蒙

案例1：“吴英案”（2007年案发，2012年判决）

案情简介： 年轻的浙江女商人吴英，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向众多不特定公众募集资金数亿元，最终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后改死缓）。此案震惊全国。

刑事法律特征： 本案成为了界定“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里程碑。司法机关的核心认定在于“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并“承诺还本付息”。在当时的环境下，此案彰显了国家维护金融秩序稳定的决心，但也引发了关于金融垄断与民间融资出路的长久争论。从律师视角看，此案为所有初创企业敲响了第一记警钟：融资模式的合法性是生存的生命线。

案例2：“唐万新德隆系案”（2004年案发，2006年判决）

案情简介： 德隆系通过控股多家金融机构，构建了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通过操纵证券交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手段维持其股价，最终资金链断裂崩盘。

刑事法律特征： 此案是早期“产融结合”模式下的典型刑事风险爆发。触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市场罪等多个罪名。它揭示了在缺乏有效监管时，资本无序扩张的终极风险，即从民事违约滑向刑事犯罪。

阶段总结：
这一阶段的刑事司法呈现 “事后惩戒” 的鲜明特点。法律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在风险累积至系统性阈值时才强力介入。对于创投行业而言，刑事风险意识尚处于萌芽状态，许多今日看来是常识的合规底线，在当时却是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爆发，以P2P、众筹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新模式席卷而来。金融创新披上了科技的外衣，但刑事风险也随之变异、升级。监管开始积极跟进，司法实践不断细化。

典型案件：创新外衣下的罪质辨析

案例1：“e租宝”案（2015年案发，2017年判决）

案情简介：“e租宝”打着“网络金融”的旗号，虚构融资租赁项目，通过大量广告宣传，在短时间内向超过90万名投资者非法募集资金逾700亿元，构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集资诈骗案。

刑事法律特征：此案标志着刑事风险从线下转向线上，从“草根金融”升级为“有组织的系统性诈骗”。司法机关清晰地剥离了其“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外衣，直指其“虚构项目、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本质。从律师视角看，此案确立了一个关键原则：商业模式的技术创新，不能改变其金融活动的本质，更不能豁免于刑法的审视。

案例2：“徐翔案”（2015年案发，2017年判决）

案情简介：“私募一哥”徐翔与上市公司高管合谋，通过发布高送转、引入热点题材等利好信息，配合其控制账户的连续买卖，拉抬股价后精准减持，获利巨额。

刑事法律特征：本案首次如此清晰地揭示了一级市场投资与二级市场操纵的灰色勾结。徐翔被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不仅惩处了二级市场的操纵行为，也警示了一级市场的投资机构——利用信息优势和市场地位进行非法牟利，将面临严重的刑事后果。

阶段总结：

此阶段，刑事法律展现出强大的 “穿透式”监管能力。无论金融工具如何复杂，交易结构如何创新，司法机关始终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直击商业行为的金融本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陆续出台关于非法集资、操纵市场等犯罪的司法解释，为定罪量刑提供了更精细的标尺。

随着资管新规落地、金融防风险成为国家战略，创投行业的监管进入“系统整治”阶段。刑事风险呈现出链条化、复杂化、国际化的新特征。与此同时，“刑事合规”的理念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

典型案件：生态性风险与合规出路的探索

案例1：“阜兴系”、“中植系”爆雷事件

案情简介：这两大集团均是通过复杂的关联交易、资金池运作，将看似独立的私募产品演变为自融和庞氏骗局的工具。特别是“中植系”爆雷，涉及上千亿资金，受害者多为高净值人群，揭示了“类私募”业务的巨大风险。

刑事法律特征：这类案件是混合型犯罪的集大成者，往往同时涉及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等。风险贯穿“募、投、管、退”全流程，并牵连大量中介服务机构。从律师视角看，这要求我们的合规服务必须从“点状防御”升级为“全域风控”，对基金的治理结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进行全方位审查。

案例2：“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2020年）

案情简介：瑞幸咖啡通过虚构交易额夸大营收，制造高增长假象，在美股市场骗取投资者信任。

刑事法律特征：虽然主要追责在境外，但《证券法》的域外适用以及中美监管合作，使得此类跨境上市的“新经济”公司同样面临国内的法律风险，特别是欺诈发行证券罪的威胁。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对欺诈发行等罪的刑罚，未来中概股公司的刑事风险将显著提升。

阶段总结：

本阶段最大的亮点是 “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在部分地区的试点。对于涉嫌犯罪的企业，如果其能建立或完善有效的合规计划，经监督考察合格后，检察机关可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标志着刑法从单纯的惩罚转向“惩罚与矫正并重”，为企业提供了自我救赎的法律路径。对于创投机构而言，建立行之有效的刑事合规体系，不再是成本，而是核心竞争力。但是随着“刑事合规”制度的巨大争议与实务中的“叫停”，企业合规体系的建立与风险防范的未来再次迎来挑战。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刑事法律将继续作为创投生态的“压舱石”和“净化器”，其作用将愈发深刻和精密。

1. 风险前瞻：新领域，新挑战

AI与数据犯罪：人工智能创业公司若滥用用户数据或利用算法实施价格歧视，可能触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跨境合规冲突:涉及跨境数据流动、VIE架构的公司，将同时面临中国《数据安全法》、《反外国制裁法》与境外法律（如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的双重夹击，刑事风险陡增。

ESG与责任投资：在“双碳”目标下，投资高污染、高能耗项目若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相关决策人可能面临环境污染罪的追责。

2. 律师的角色：从“消防员”到“设计师”

未来的刑事律师，不应再仅仅是案发后的辩护人，更应成为企业风险管理的“共同设计师”。我们的服务将前置化、常态化.

合规体系构建：为创投基金设计“刑事风险防范专项”，覆盖尽职调查、投后管理、退出决策全流程。

危机预案与应对：建立危机应对机制，一旦面临行政调查或刑事侦查，能迅速启动，最大化保护客户权益。

高管刑事风险隔离：通过公司治理结构设计，为创始人、关键人提供个人刑事风险隔离方案。

回望二十年，中国创投的刑事风险史，是一部从“无知无畏”到“敬畏规则”的进化史。法律不再是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为惩戒而存在；它更是航行中的罗盘与灯塔，为创新指引安全的方向。

对于所有创业者与投资人而言，最大的风险不是变化，而是对变化的法律规则视而不见。在下一个十年，“合规能力”将与“投资眼光”、“技术实力”并驾齐驱，成为基业长青最核心的支柱。

我们坚信，唯有在法律的框架内，创新之火才能燃烧得更加旺盛和持久。而作为法律从业者，我们的使命，正是守护这团火焰，让它既能照亮前路，又不会焚毁自身。